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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主题为“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挑战与政策选择”的第七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围绕“互联网金融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发表了主旨演讲。
李东荣指出,互联网与金融深度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互联网金融的深度影响和冲击会对长期倚重的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和传导机制等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与挑战。理论界和政策界应该及时关注和正确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前瞻性的开展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治理工具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金融对金融监管和金融生态带来重大冲击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互联网金融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日益成为金融发展领域的热点和焦点。
在李东荣看来,中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史是充分运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中国金融业在中国金融改革发展中有两个特点非常显著:第一特点是市场化,它的市场化程度在中国各行业走得比较快、影响比较大;第二特点是信息化,用现代的信息科学技术在改进金融监管、改进金融服务方面影响较大。这两个特点使得中国的金融业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非常迅猛的发展。在移动互联网的情况下,技术得以更快的发展,信息技术是驱动中国金融发展的巨轮。
李东荣表示,当前来看互联网金融不仅仅是传统金融服务对现代数字技术的应用,更是现代经济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在金融领域所表现出的新特征、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不仅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投资、支付等方式和习惯,还会对传统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金融生态环境带来重大的冲击。
“从金融宏观调控的角度看,这些影响和冲击必然会对长期倚重的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和传导机制等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与挑战。互联网与金融深度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如何正确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值得理论界和政策界深入探讨的前瞻性和开放性的议题。”李东荣强调。
互联网金融发展影响货币政策执行、工具、传导和中间目标的有效性
结合以往工作实践和对互联网金融的探索,李东荣具体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于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的影响和具体体现:
第一,在货币政策的执行环境方面,互联网金融发展会诸多的环境因素带来变化。一是互联网金融发展会进一步丰富金融组织体系,填补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空白,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加快创新和步伐,使得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对象发生新变化。二是互联网金融具有跨界性、交叉性特征,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竞争性,关联性明显增强。三是互联网金融将金融服务延伸传统金融服务机构服务不够、不到、服务不好的长尾客户,扩展了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的覆盖领域。在互联网的时代有可能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把覆盖半径延长,达到全覆盖或者打通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四是现代网络空间的多维开放性和多项互动性,使得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波及面、扩散速度和外溢的影响,超出了传统下带来的挑战。互联网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使得生产效率明显提升,但风险的传递效应也是在正相关的提升。
第二,货币政策工具方面,互联网金融发展有助于提高价格型货币工具的有效性,会降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货币政策中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两种工具相互影响,网络借贷、互联网货币基金等各类新兴业态扩展了消费者金融产品的可选范围,降低了各类金融资产之间的转换成本和时间成本。互联网的条件下,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手段,金融市场对利率变的更加敏感,微小的利率变动有可能改变消费者的金融行为选择和资金流向,使得价格型的获益政策工具变的更加有效。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部分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有一定的货币创造功能,使得传统货币的层次结构边界模糊,对广义货币供应量控制下降,针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果会大打折扣。特别现金部分的变化会更大,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现金的替代作用十分显著,货币结构层次里面的M0部分有明显的变化,现金方面因为电子替代的渠道多了、面积宽了,人民银行的货币生产和运输压力与报关压力得到明显改善。同时,由于币种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零钞供应的压力不大,现在钞票出去以后,特别是硬币都沉淀在一个地方,回流的很慢,相信随着电子支付在移动互联网情况下的使用,会发生更加显著的变化。
第三,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互联网金融发展会给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调控有效性带来挑战。互联网金融增加金融市场流动性需求的不确定性,导致羊群效应和市场波动性加大,增加了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保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难度和成本。从信贷传导机制来看,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业态对银行信贷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从国内调研情况来看,网络借贷达到一定数量,但金额是有限的,在货币供应量方面的比重很小。但股权众筹方面,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是很大的,目前在国内属于很初级的阶段。如果研究、规划、制度政策制定得好,通过资产证券化产生的信用创造能力,使得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调节作用可能会被互联网金融抵消,降低政策对最终消费和最终投资的影响力。
第四,在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方面,互联网金融发展会使得传统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有效性下降。理论上讲,有效的货币政策目标符合三性标准,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货币供应量,参考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互联网金融发展使货币供应量的三性标准发生一定的偏离。
从可比性来看,社会上很关注到底互联网金融的规模、存量和未来发展情况,由于目前统计上定义标准不一致,可比性不够。统计局和“一行三会”在研究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统计监测体系,使得统计指标能够建立的更加科学,更加客观地反映出实际情况。
从可测性来看,伴随互联网金融发展创新性产品大量涌现,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各种金融产品之间的转换可以实现无缝对接。资产证券化的条件下,很多的产品转化非常复杂、非常快,使得货币的需求和资产结构处于复杂多边的状态。
从可控性来看,互联网货币基金产品通过较高收益率吸引客户资金,对银行活期存款形成直接冲击。互联网支付等电子化货币规模快速扩张,会减少流通中的现金数量,使得货币流通速度以及货币的需求函数的估算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从相关性来看,当前互联网金融部分的业态处于监管和数据统计之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边界不好确定,要不重复统计,要不统计遗漏。由于数据拿不准,使得货币供应量与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等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下降。
深入研究互联网金融业态 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
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正处在转型的关键阶段。国家组织十三五规划提出:“完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调控框架和传导机制,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这是国家十三五规划对货币政策很完整的阐述,也是向更高水平的迈进。
对此,李东荣指出,要顺利实现新形势下的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很有必要对互联网金融这一类新兴业态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前瞻性的提出应对策略和政策建议。具体如下四点:
一是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在我国迈出的步伐不够,还得继续往前走。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强化以价格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能力,应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不断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对象和不同特点,进行不同的工具组合。不断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覆盖互联网金融的利益周期调控手段,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特点,更加注重引导社会舆情,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新型金融市场主体增强自主定价能力和利率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对政策利率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增强响应货币政策的敏感性。
二是优化货币政策的目标。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适时调整货币融资量,使其更为客观和完整,增强指标的可测性与相关性。依据流动性标准将互联网金融的相关金融工具纳入货币检测体系中,将网络借贷和股权融资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中。按照大的框架把这部分放在其中,但如何能够精确地把它细分,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需要做。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继续推进,利率与各实体经济的相关性会提高,货币政策可以更多的关注市场利率的变化。
三是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测。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对货币政策有效性造成冲击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监测力度不够,不能有效地把握互联网金融市场规模和资金流向。目前我国在做互联网金融统计监测或者说风险预警感觉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负债端比较容易解决,对资产端的追踪监测是短版,这块应该很好的改进。因此,应该联合政府的统计部门、各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力量,将互联网金融纳入金融业的综合统计体系,从而有效地掌握市场的发展底数。
四是逐步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互联网金融发展降低货币需求的可测性和稳定性,传统公开市场操作和数量调控方式难以适应。通过建立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有利于金融机构和经济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减少市场利率波动,有效避免因市场环境不稳定产生挤兑和囤积流动性的现象。同时,利率走廊可以降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和力度,降低操作成本,提高政策的透明度。
综上所述,李东荣表示,互联网金融作为新生事物目前处于发展初期,当前它在我国的金融总量占比还比较小,短期内还很难对现行的金融运行方式产生重大的结构性改变。但从发展需要有预见性,它的发展未来趋势和流向以及规模需要引起重视。
李东荣认为,互联网金融相关理论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量化研究缺乏足够的数据基础,顺应互联网与金融融合发展的趋势,前瞻性的开展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治理工具有效性的影响,这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和研究价值。学术界和业界应该加强沟通交流,开展合作研究,对这类问题作出科学、有效、合理的系统性应对方案。
(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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