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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鸡汤，也不是砒霜，只是从纷繁复杂的现状中，抓住背后的暗潮涌动，分析我们将面对的未来：
社会即将分层，你将会在第几层？
01
你的下一代将被迫逃离家乡？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句话出自《圣经·马太福音》25章29节，后人以此为典故，归纳了“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马太效应是世间最冰冷的规则，却又无处不在。
当“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在网上大热时，公众号“城市数据团”发表了一篇爆文《逃离你终将衰落的家乡》。文章以各省人口流动的大数据为依据，得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
大都市就像抽水机，不停地从落后省份抽取劳动力，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就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无数村庄和城镇凋零衰败，但东京和大阪都市圈繁华依旧。
在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大都市将毫不留情地吸干周边地区的血液，以便自己能够生存。残酷吗？不，因为这是年轻劳动力自己用脚（投票）投出的结果。
大都市拥有优质的政治资源、商业资源、教育资源、人力资源……这些优质资源吸引着无数优秀的年轻人，而优秀的年轻人将推动大都市的繁荣发展，从而让大都市获取更多的资源，于是形成了一个优势迭代的良性循环，这就是马太效应中的强者愈强。
而由人口迁徙引申出来的推论，则更加触目惊心：
你还能在这些选择（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中犹豫，说明你无比幸福，因为你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可能不会再有任何选择的机会。假如你最终选择留在了一个生活安逸风景如画的小城镇上，你也许会幸福地过完一生；但在你的子女到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可能他们有且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逃离他们终将衰落的家乡。
文中所谓的“无比幸福”其实“无比残酷”，因为大都市在攫取优秀人才的同时，也在用高额的房价和户籍制度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挤到繁华都市的边缘，将他们赶到逼仄的地下室，脏乱的出租房，直到他们梦碎的那一天，收起行囊，滚回家乡，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再背起行囊，逃离家乡。
这就是马太效应的另一面，弱者愈弱。
02越有钱收入增长越快！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汤玛斯·皮克提认为，当今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大于经济的增长率，这将会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
也就是说，越有钱收入增长越快！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验证了这一点。
最近30年，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收入都有所增长，但是高收入群体（政企管理者、金融从业者、IT从业者）的收入增长更快。
投资财富的积累犹如滚雪球，同样的速度下，雪球越大体积增长越快。
而对于没有家产且年收入十万的年轻人而言，一个亿的小目标也不算太难，也就是不吃不喝工作1000年而已。
03寒门再难出贵子
1980年，一个农民家的孩子踏进了北大的校门，邻里乡亲都以他为荣。可他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自己没读过课外书，跟不上同学的聊天话题；穿衣搭配非常土，女生找他扛包打水，理由居然是为了让自己的男朋友休息一下；做个自我介绍，也被当众嘲笑，说他普通话讲得像日语；除了插秧是能手，他一样都拿不出手。
就是这样一名农家子弟，他创办了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机构，他入选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业领袖”，他的名字叫俞敏洪。
寒门出贵子，逆境出英才，俞敏洪的人生经历书写了读书改变命运的传奇。
（俞敏洪照片对比）
可是，如果俞敏洪再晚生几年会怎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2005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
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时代，三成以上的北大学子出自寒门；
90年代中期农家子弟的比例开始下滑；
2000年之后，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仅占一成多。寒门子弟进名校的通道正变得越来越窄。
农家子弟的名额都被谁占了？
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于2012年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报告通过研究50年数据，得出了一个让全社会哗然的结论：
90年代后，考上北大的精英子弟比例快速攀升，这些社会精英只占全社会人口的1.7%，却有40%的北大学生诞生于这样的精英家庭。
寒门再难出贵子，精英扎堆进名校，这是马太效应的又一次胜利。
（为什么80年代是农家子弟的黄金年代？因为高考是1977年才恢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太效应日趋明显。）
04
绝望的底层，高喊读书无用
前几天，有读者转给我一篇“亚洲新闻周刊杂志”公众号的文章，标题是《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在此之前，我早已在朋友圈刷到了这篇文章，因为标题实在太刺眼，而刺心的是，它反映的难道不就是现实吗？
作者余秀兰借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认同比例最高，于是作者用了这样的小标题来描述底层人民对待教育的态度——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作者的结论对吗？
对。虽然情理难容，但却在意料之中，不信我论证给你看：
论据之一：家里越穷，读书的代价越高
2014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一项报告指出：包括书本费用在内，高中三年的学费动辄数千美元——这往往超过了贫困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
论据之二：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2014年，瑞典隆德大学的薄家珉(Benjamin Lillebrohus)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复旦大学新招收的农村学生占比为10.36%，同济大学占比18.98%，天津大学28.14%，吉林大学32.27%，西北师范大学59.85%，南昌大学43.68%，喀什大学（原喀什师范学院）56.98%。
就像《南方周末》2011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的那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难以被逆转。
论据之三：学校越差，越难找到好工作
当社会的教育起点越来越高，应届毕业生越来越多时，好工作的门槛也必然越来越高。毕业生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人才市场中所有竞争同一岗位的人，所以对于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已不再是笑话。
另一方面，无论寒门学子为上大学背了多少债，付出了多少代价，企业顶多只会表示遗憾，仅此而已。
对于底层人民而言，教育的高成本，低收益，导致了他们对教育的绝望。
05海淀拼娃是怎么拼的？
当“读书无用”的声音在底层日益高涨时，社会中上层却在教育的投入上更加疯狂。
今年上半年，一篇名为《北京的无奈：海淀拼娃是怎么拼的》的文章在各路家长的朋友圈疯狂转发。
当主流媒体炮轰课外班是培养应试教育的机器时，作者透露了他孩子在辅导班的课程：
语文由北大的老师上课，孩子读的是《大学》和《春秋》，但很多内容讲的其实是历史，而且是把中国历史发生的事情与外国历史横向对比，带有文化和哲学的启蒙。
英语则是新东方的名师上课，孩子从自然拼读开始，不再是死记硬背，而是在讲英语故事。
数学则是国内985名校的毕业生授课，小学低年级的奥数就足以让文科生缴枪，但孩子学会了就会有乐趣。
作者称儿子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晚上八点课外班下课，赶回家还要写作业，做完作业还要看课外书，一般是儿童读物，一周读完一本，一个月读完一套，内容包括科技、历史、地理等等。
或许你会觉得这样的家长很残酷，居然把孩子逼得那么苦，说好的快乐教育呢？可更残酷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孩子自己要求的。
“一般控制他晚上十点要睡觉，但他经常会比这个睡得晚，孩子才七岁啊！真的很担心，每次都对他说你不想学了课外班就不要上了，但他总是不愿意，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赢了老爸，要有他会他老爸不会的内容。
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耐人寻味：成功真的不是一代的积累。
更耐人寻味的是：龟兔赛跑，如果兔子拼命向前跑，会怎么样？
答案依然是马太效应。
06社会越发达，阶层越固化
《人生七年》是BBC的一部纪录片，它选择了14个不同阶层的英国孩子，记录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从7岁开始，每七年记录一次，一直到他们的56岁。
这项历时49年的研究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穷人的孩子依然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依然是富人，阶层在代际间得到了传承。
7岁本该是个天真烂漫的年纪，但不同阶层孩子已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上流社会：John和Andrew就已经养成了阅读《金融时报》、《观察家》的习惯，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会上顶级的私立高中，然后读牛津大学，再然后进入政坛。
中产阶层：男孩会拥有自己的理念，如反对种族歧视，帮助有色人种；女孩则想着长大嫁人生子。
底层社会：有人希望当驯马师赚钱，有人希望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而贫民窟出生的Paul，甚至把“吃饱饭、少罚站、少被打”当成了自己的人生愿望。
49年之后，他们已是56岁。
上流社会：John成为了企业家并致力于慈善事业，Andrew成为了律所合伙人，他们的孩子继续接受着精英教育。
中产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是中产，也会有个别滑落到了社会的底层。
底层社会：Paul成为了泥瓦工，Symon则成为了司机，他们生了一大堆儿女，儿女中的大部分人继续在底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在一个百废待兴的社会，弯道超车，一夜暴富都成为可能，但社会一旦进入到发达又稳定的阶段，阶层的分化和固化将变得日趋明显。
哈佛公开课《公平的起点是什么》中指出：“即使是努力本身，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幸运的家庭环境。”
两位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布什家族”四代都是耶鲁校友，小布什在竞选的时候甚至开玩笑说：“我继承了我父亲一半的朋友。”
上层社会的人脉、财富、精英意识、教育资源等等，父传子，子传孙。
而社会中下层的孩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所谓的“快乐教育”后，构成了新一代的社会中下层。但不管怎样，发达社会至少能为他们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
这是社会稳定的另一种形态。
07社会即将分层，你将会在第几层？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荣获2016年的雨果奖。
雨果奖是世界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项，堪称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可《北京折叠》与其说是科幻，不如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社会隐喻：
顶层操控规则，中层高节奏工作，而底层的穷人，将连被剥削的价值都不再会有。
当底层人民对着邻里乡亲高喊读书无用时，阿尔法狗已经战胜了李世石，一场“人工智能”的革命正悄无声息地到来。
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换人”是必然的趋势，当一批又一批“自动XX机”进入各行各业之后，社会对蓝领的需求将大幅降低。到了那一天，那些放弃教育的底层人民，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这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而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个社会还有打破阶层的可能吗？
有，当然有！
即便是在阶层高度固化的英国社会，在纪录片《人生七年》中，依然出现了一个人，他打破了阶层的天花板成功晋升精英，他就是Nicolas ——一个农夫的儿子，他考上了牛津大学，然后成为了美国名校的教授。
十四分之一，从概率上来算，约为7%。
无独有偶，全球复杂网络研究权威、美国物理学会院士巴拉巴西在《爆发》一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行为的93%是可以预测的，而剩下的那7%无法预测的人则改变了世界。
书中没有给出7%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但至少他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世界上永远存在这样一类人，他能够超越自己的家庭、血缘、环境，他能够挣脱时代对他的束缚，让世界另眼相看，这一类人被称为英雄。
2016年8月21日，第74届雨果奖正式揭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荣获2016雨果奖最佳中短篇，使她成为亚洲第一位获得雨果奖的女性，也是继2015年刘慈欣之后“第二个获得雨果奖的中国人”。
《北京折叠》的隐喻：未来的穷人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
郝景芳
郝景芳在清华附中读高三的时候，曾拿到过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那年郭敬明也是一等奖。这个名次本来能获得北大中文系免考资格，但她放弃了，还是选择进入清华物理系。
毕业后她做过IMF兼职经济学家，在国务院研究中心的机构内工作，业余时既写科幻小说，又给自己的书配插画，而且颜值还很高。
套用流行的说法，她就是一名标准的“斜杠青年”：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小说家/插画家/网红。
那么，她的这篇获奖小说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北京折叠》说了这么个故事：
22世纪的北京，空间被分为三层。
上层500万人口，生活24小时，随后被封入胶囊沉睡。城市折叠，变出另一个空间。
中层2500万人口，大多是白领，生活16小时。当他们睡下后，城市再次折叠，又出现一个空间。
下层5000万人是清洁工和个体户，生活8小时。
你也许看出来了，这是一套空间和时间的双隔离模式：500万人享用24小时，7500万人共享另外24小时。
主人公老刀为了给养女交幼儿园择校费，铤而走险给人送信，穿越了三个空间。在此期间他看到了上层的有夫之妇对中层小白领的玩弄，也被从下层奋斗到上层的好心人出手相救，最后终于有惊无险地返回自己的第三空间。
整个故事既充满科幻色彩又非常切合现实生活，这当然也得益于郝景芳的独特身份：作为在“第二空间”生活的人，因为种种契机接触了大量社会底层的现状，也有机会见识到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跨度极大的个人经历让她的写作视野更开阔，层次也更丰富。
▊ 命运的趋同
我觉得这部小说的最大特色就是在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叙述中，触及了社会分层、阶级固化、教育乱收费、不道德的婚恋观、少数决策者操纵多数人命运等深层次话题。
小说中有三个段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 上层太太的感情纠葛
故事中的少妇是一个银行的总裁助理，她平时只上半天班，虽然只拿半个月的工资，也已相当于小白领2个月收入，更是清洁工的20倍。她的老公是联合国某部门主任，挣钱足够多，她中午下了班，下午会有另一个太太做助理。
有一天少妇被派往联合国参加培训，赶上联合国国债研讨会召开，偶然认识了第二空间上来实习的男生。两人交往很久，从始至终她都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再加上男生一厢情愿地把她老公误会成爸爸，让她最后都没忍心舍弃这个备胎。
▷ 企业家的旺盛精力
上层领导者在晚宴结束后，先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文件，又和欧洲方面进行视频通话。他们经常忙到凌晨，不是工作就是社交，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一天有24小时。
借用知乎网友的评论：
第一世界的人从一个social的场合到另一个social的场合，交换名片和资源，一刻也不得休息；第二世界的人工作之余，还要把时间用在技能培养和自我提升；第三世界的人在各种充斥着垃圾信息的互联网上度过，用廉价的食品喂饱自己，又用廉价的社交媒体消耗掉。
▷ 底层劳动力的失业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时代》和《机器危机》两本书同时提出一个观点：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未来机器人必将取代人类，大批失业人口的消费能力下降导致社会整体需求量下降，经济会进入到萧条期。
如何解决多余人口的就业问题呢？最好的办法是彻底减少这些人的生活时间，再给他们找活儿干，比如统统塞到夜里做清洁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一天只有8小时。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每次通货膨胀几乎都传不到底层，印的钞票都是能贷款的人消化了。结果GDP涨了，底下的物价却不涨——人们根本不知道。
未来的穷人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
此外，小说中还潜藏了另一个引人思考的话题：科技进步能否打破阶层固化，弥合贫富差距？
很多人相信世界是平的，发达的互联网让人们免费学习世界名校的公开课，用微信或Skype可以和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实时聊天，在社交平台上和各种明星大腕保持互动，所以新科技趋势下阶级鸿沟必然会消除。
而在《北京折叠》里我们看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北京完全可以使用全自动垃圾处理系统，但为了让老刀们生存下去，还是保留了垃圾工的岗位，至少让他们能有口饭吃。
这里最大的悲剧是，未来的穷人自始至终没有被社会剥削，而且他们创造不出任何价值，无法主动参与社会经济的运作，只能统统被“折叠”到晚上，尽量减少对社会的资源消耗。
所以我们惊讶地发现，科技越发达，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但没缩小，反而比过去更加无法跨越：优秀的人会用互联网迭代升级自己的知识，利用各种高效工具把不会的人甩开；从事简单重复性劳动的人则活得越来越吃力，不仅过不上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反而被时代的车轮越甩越远。在这里并没有阶级之间的冲突对立，各空间的区分从价值观的差异开始分化，最终形成物理层面的彻底隔绝，这才是对未来社会残酷性的真实投射和隐喻。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属于第几空间？
我承认《北京折叠》是一部好小说，但的确没想到它能最终荣膺雨果奖。毕竟，和刘慈欣典型的“硬科幻”不同，在清华物理系毕业的郝景芳笔下，《北京折叠》写的并不科幻，更确切地说，这部小说更像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纯粹的“反乌托邦式”小说。
大刘写的《三体》已经拍成电影，有不少人在微博上呼吁《北京折叠》也拍成电影。但我觉得，《北京折叠》是一部注定不可能拍成电影的“世界级”科幻小说，因为这部小说中含有太多的隐喻，或者，已经不能算是隐喻，而是赤裸裸的现实。
《北京折叠》中北京，处于含混不清的未来时间线上，在小说中，中国的首都北京被分成了三层空间：顶层统治者，中层精英和底层劳工。
这种差异性很明显地体现在小说中人物设定工作上，主人公老刀生活在第三空间，与5000万人挤在一起，他的工作是垃圾处理工，生活中充斥着肮脏与霉气；第二空间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金领精英，一共2500万人生活在秩序井然的高节奏工作中；拥有同样面积的第一空间人口最少，这里生活着北京的权贵和富豪阶层，他们制定城市规则和法律法规，人口只有500万人，仅仅是第三空间的十分之一。
《北京折叠》的讽刺还在于小说中的空间翻转时间设定，三个空间每48小时轮换一次：第一空间的统治者能够享受一整个24小时，然后睡去，第二空间的白领苏醒，他们能够享受白天的12小时；第三空间的劳工只能享受从夜晚十点到清晨六点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永远都看不见真正的太阳，高悬头顶上的阳光，只是第一空间的统治阶层用技术手段制造的假象。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的距离，而是我奋斗了18年，却依然舍不得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这就是《北京折叠》这部小说在现实社会中赤裸裸的投影，就像小说中老刀为了女儿糖糖上幼儿园的学费，甘愿冒着被捕的危险来到第一空间送密信，而第一空间那个阔太太给老刀的封口费一出手就是10万元.
面对10张1万元面额的纸币，老刀显得非常窘迫，他这辈子甚至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万元面额的纸币，而10万元只是那个女人一周的薪水，她还仅仅上半天班，拿的是半薪，工作只是为了不想呆在家里，“老公挣的钱足够多”。
这个投影是如此清晰，以至于大多数人读完《北京折叠》之后，可能都会默默对标一下，现实中的自己处于“这个世界”的第几空间？
根深蒂固的阶层划分
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刚刚一出生，就已经输了。
这就是比赛最残酷的地方，还未起跑，胜负已分。
社会正在撕裂，阶层正在固化，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描述的那样：城市阶层正在以物质力和行政资源调动力进行区分，分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将来虽然身处同一个城市，却熟视无睹地擦肩而过。
《北京折叠》中所描写的场景正在当下的北京真实地上演，唯一不那么冷酷的是：三个空间的不同阶层，至少在时间面前还处于平等，大家都平等地享受或浪费一天24小时的轮回。
小说中，所有矛盾的起点都在于老刀希望自己的女儿糖糖能够上一所第三空间中比较好的幼儿园，每个月学费要15000元，这部科幻小说中描写的场景几乎完全源于当下的北京：“稍微好一点的幼儿园招生前两天，就有家长带着铺盖卷在幼儿园门口排队，两个家长轮着，一个吃喝拉撒，另一个坐在幼儿园门口等。
就这么等上四十多个小时，还不一定能排进去。前面的名额早用钱买断了。”
老刀希望让女儿通过良好的教育，鲤鱼跳龙门，能够有朝一日从第三空间冲到第二空间——这简直就是最朴素的天下父母心了吧。
贫穷，是穷人的原罪。贫穷养育贫穷，因为贫穷治下的环境、教育、见识乃至你能想到的所有资源，都因为贫穷而被限制，被固化，因而输在了“起跑线”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马太效应差不多就是这世间最冰冷的规则了。
就像我在很早之前一篇文章中讲的那样：顶级阶层的人生，或者说精英阶层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已经被设定了一个下限，差不到哪里去，他们最糟糕的时候，人生最低点的时候，也就是在山顶上摔个跟头，但也不会滚落到山脚下。
这道理残酷而森严：即使山顶上的草，也比平地里白杨站的高，因为它生下来就站在山顶了呀！你充其量对着它吼一句：草！这他妈的不公平！
几年前，我经常去北京一些国际学校做校园活动，屌丝如我，着实被这些国际学校动辄每年25万元人民币的学费惊呆了，这还是小学部，这还算便宜的，这还不包括校车费用和同样高昂的餐费。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北京或上海国际学校的学费，大部分学校的收费都能在互联网上查到。这些学校的招生简章大都明文规定：本校不招收中国国籍的学生。当然，这并不妨碍校内的孩子多半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
在这种学校，节假日放学时，你要是开个C或者3系，真的都不好意思往停车场里停。放学的时候，各种S和B打头的豪车陆续驶来，GMC或劳斯莱斯是最常见的“接孩子的车”，大部分是专职司机过来接，还有一小部分80后或90后的全职辣妈，开着红色或白色的Porsche，娉婷而夸张地用英语和孩子打着招呼。
这些国际学校有许多北京一流公立学校都闻所未闻的课外课（而对很多北京父母而言，能进入一所公立学校已经很艰难了）。
学校中的教育方式，与大洋彼岸的美国或欧洲没什么不同，学校里全英文的交流环境，连保安也一口纽约腔儿。
这里的教师不用考虑孩子的升学率问题，因为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心里都清楚：
在这里念书的所有孩子，他们的人生道路与99%的中国孩子都不一样，他们大部分都会在初中就选择出国读书，最晚高中也会去美国或欧洲读书了，然后顺理成章地念一所常春藤大学，毕业后在大摩（MorganStanley）或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找一份50万起薪（美金）的工作。
坦白说，去世界顶级公司找工作还是这个阶层孩子中混的差的，更多的是选择进入家族企业历练准备接盘或再创业，还有一少部分孩子早已对金钱产生麻木且厌恶的感觉，他们的选择是在国外成立一个NGO或公益组织，每天穿梭于慈善酒会、艺术品拍卖会和基金会筹款晚宴中，挽救这个操蛋的社会于水火之中。
当一个阶层的父母狼狈地通宵蹲在幼儿园门口的马扎上痛苦而忐忑地排队时，等待另一些孩子的是清洁的空气、高质量的纯外语教学、绿色有机的食物、非富即贵的同班同学，这是另一种人生起点。这一丁点儿都不科幻。
就不说所谓的教学质量和思维理念了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北京冬天雾霾是常态，当你的孩子在冬日北京令人难以忍受的雾霾下做广播体操的时候；另一个阶层的孩子或许在操场上也做同样的动作，但不同的是，这些孩子是在昂贵的防霾设备的保护下，校方一狠心将整个学校的操场的上方都建起了防霾帐篷，孩子们享受着顶级空气过滤设备滤清后的干净空气。
当年，就是这样一则新闻让国际学校进入普通人的视野……
这一点都不科幻，北京上海任何一所国际学校中，院墙隔绝的，就是两个阶层的巨大鸿沟，这深不见底的沟壑中，倒映着的是另一个中国。
柴静制作的抗霾纪录片《穹顶之下》，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空气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对不起，这句话，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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