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云南丽江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因为一位女生后来当了全职太太，张桂梅不愿接受其捐款，甚至怒斥“滚出去”，引发了极大争议。再往前看，《82年生的金智英》《她的名字是》《坡道上的家》等日韩文学作品也一度引发人们有关“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之间如何平衡”的探讨。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这个问题似乎也不仅仅困扰着亚洲女性。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在美国，当一个职场妈妈比在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难。全世界仅有两个国家的政府不提供带薪产假，一个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另一个就是美国。”

近年，凯特琳以美国职场妈妈的困境为出发点，对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这四个国家的135位中产阶级职场妈妈进行了深度访谈：“你什么时候告知上司自己怀孕了，他/她反应如何？”“你的孩子出生后，你的休假时间有多长？”“当你成为母亲后，你的工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的伴侣在孩子出生后是否休假？”……

她更想了解这些职场妈妈想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突”，试图从国家制度、市场配置、文化氛围等角度勾画出对职场妈妈更为公平并能够提供充分支持的社会图景。之所以选择那四个国家，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西方四种福利国家的经典模式：瑞典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德国是保守主义福利国家，意大利是家庭主义福利国家，美国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它们代表了福利提供的不同原型方法。

凯特琳特意将采访样本定为中产阶级职场妈妈，并根据受教育程度、职业、个人及家庭收入、生活方式与自我评估等方面进行不同地区的中产阶级划分。她说：“我对受访者阶层地位直言不讳是为了不至于将她们的看法和经历普遍化，更为确切地展现拥有一定地位的女性在不同的政策背景下如何艰难挣扎。我希望这项研究能够启发未来的研究者关注我未能触及的人群。”

她将自己的调查与分析写进《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一书，这本书于去年2月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年10月，该书由世纪文景引进，推出简体中文版。凯特琳也于近日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对话】

澎湃新闻：出于什么契机，想写《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凯特琳：我母亲的经历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我看到了她如何努力地去“拥有一切”——成功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如果兼顾工作和家庭对她来说都那么困难，我们可以想象弱势女性的处境又该如何。我之所以把这份调查视为我的事业也是受到了这样的启发：对世界各地的母亲来说，兼顾工作和家庭真的那么困难或难以承受吗？对于女性就业和成为母亲，政策和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澎湃新闻：在访谈与调查后，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瑞典，兼顾工作和孩子并不困难；在德国，当妈妈们想要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是很困难的；在意大利，理论上有用的家庭政策在实际中并未见效，甚至为妈妈们带来极大的压力；在美国，当一个职场妈妈比在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困难。”

尽管瑞典职场妈妈的处境最好，但瑞典模式也不可能直接被其他国家照搬效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希望这本书的作用在哪里？

凯特琳：我认为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模式。我的朋友兼同事Katherine Sobering在书中写道，平等的概念是一个项目，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最终目标。在我们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会对平等有新的期望。社会学家Erik Olin Wright鼓励我们去梦想“真正的乌托邦”——一个我们可以为之奋斗的具体目标，沿途有可实现的“无障碍驿站”。他认为，我们需要真正的乌托邦作为目标，但需要更小的垫脚石帮助我们到达那里。我喜欢这种看待平等的方式。

凯特琳对135位中产阶级职场妈妈进行了深度访谈

澎湃新闻：在研究开始之前，你是否对结果有所预设？最后有哪些研究结果颠覆了你此前的想象？

凯特琳：在进行了5年的采访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中产阶级职场妈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验政策，而不仅仅是政策制定者想要实施这些政策。尽管一项政策在书中看起来很有吸引力或很宽松，但它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必须在政策制定的背景下加以考虑。例如，瑞典有480天带薪育儿假，这就不能适用于美国，不能在美国产生同样的效果。美国对女性、男性、工作和家庭的理解在文化上非常不同，因此有必要考虑文化和政策的交叉。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英文版书影

澎湃新闻：你了解过亚洲职场女性的生存境况吗？在你看来，这样一本由美国白人女性所作的关于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职场妈妈的研究，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的地区有哪些价值？

凯特琳：无论住在哪里，所有的职场父母都有四项基本需求：带薪休假、高质量且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公平的工作时间表和最低工资。各国在满足居民这些需求的程度上有很大区别。但这些可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目标。

我没有在亚洲国家工作过，但我了解他们的工作和家庭政策。中国有很多有益的工作-家庭政策，包括带薪产假，带薪哺乳假，但学者们认为，在支持职场父母方面，中国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观认为女性的主要责任是照顾家庭，这与中国目前的情况类似。虽然中国的福利和政策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在这些方面还难与西方国家相匹配。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大城市的妈妈们生完孩子后再回工作岗位遇到了更多困难。因为她们需要承担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和工作。在没有高质量且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的情况下，新妈妈们很难重返工作岗位。知道自己的孩子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是一种安慰，似乎也是妈妈们能够重返工作岗位最重要的第一步。

澎湃新闻：在书中，你提到本次研究的访谈对象都是中产阶级职场妈妈，但你也注意到针对低收入多种族群体的职场妈妈的研究也很有必要。接下来，你还有哪些进一步的研究计划？

凯特琳：我希望其他学者能够接受挑战，将这个研究项目扩展到其他地区和不同的人群。例如，我想研究单亲妈妈的经历，还比如爸爸、低收入家庭。